民国京票洋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“京票”不是北京出产的“京票”，而是“京张铁路借款合同及附约”的简称。 这个故事得从1905年说起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以“助剿”为名，胁迫清政府签订《津浦铁路借款合同》，从中攫取利权。
1907年，英、德两国又迫使清廷签订《粤汉铁路借款合同》和《湖北境内鄂湘赣三省铁路建筑专营权合同》，欲夺走两湖地区的铁路修筑权。 这些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，激起全国上下的义愤。时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主张全面拒绝偿还外债，以此作为对抗列强的手段。
然而此时内忧外患，清廷早已无力重建财政体系。在列强威逼利诱之下，清廷竟将目光投向了民间金融——要求盛宣怀等钦定大臣出面，以高利息揽借巨款，用以支付列强赔偿、军费开支并偿还有息国债。
面对朝廷的急功近利，各地绅商也不得不“勉为其难”，迅速凑集了380多万两白银交付内阁，作为启动资金。但这一举动显然无济于事。随着新政经费的持续支出，到1912年初，清廷已完全无力兑付到期债券，更无力偿还新债。
在此情况下，财政部尚书载泽出面，拟就一条筹款的妙计，即借“名股”抵充债款。他以2%的年利率，向股东们借进了4亿余元股票，作为临时救济，同时约定以分红形式分期偿还。 但这笔“名股”毕竟只是应急之策，到1913年夏，仍有2.8亿元股票本金未能归还。而此时距袁世凯篡位仅半个月，洪宪皇帝甫一登基，便迫不及待地命人追索“欠饷”。
袁世凯的贪婪让清廷大为吃惊，他们没想到一个北洋军阀头子竟也是如此贪财好利。 于是，清廷开始将筹款重点转向了盐业银行。
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二月，袁世凯以讨伐“乱党”的名义，指使部将冯国璋借故向盐业银行挟制，以200万两银元高价强行购买该行的“存底洋”。“存底洋”者，即该银行历年收存的客户存款折也。 “存底洋”被抢，盐业银行的经理席裕福只好求助总理衙门。面对内外交困的困境，席裕福等人决定冒险一试，用尚未发行的纸币“京币”来填补国库空虚。
“京币”是清末邮政部门为应付财政危机而试办的兑换券，由京师邮政总局发行，面额分为一两、五钱、二钱、一钱四种，按票面额值兑换相应数额的海关银圆。因面值较低，又有“虚银两”之称。 为了取得民众信任，“京币”的发行规定相当严格：只准在直隶及山东所属各府州县及内蒙部分地区流通；每次发售限额以一万两为准，分三次出售；售完即止，不得再行增加。
不过，这些限制条件其实形同虚设。因为“京币”的用途并不受限制，既可以缴纳赋税，也可以支付债务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地方官吏甚至民间富贾为求自保，往往不惜以借债方式将“京币”套出现金，转手投入私人的生意领域。就这样，原本计划有限的“京币”发行量，很快就泛滥成灾。
对此，席裕福等人虽然心知肚明，却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们手中其实已无牌可打。早在去年，他们为了筹款救急，已将全部家底托出，将“京币”的发行数额降至最低限度，只保留了一线生机。 现在，这最后的一线生机已经荡然无存。为了填补财政亏空，清廷最终不得不将邮传部尚书兼管财政的大臣寿耆拿问革职，以儆效尤。 但这种杀一儆百的方式并不能真正扭转局面。就在寿耆被革职的同一天，参议院通过了袁世凯的请求，将“欠饷”中的四百万两银元补偿给各省军队。 这笔钱犹如一块烫手的山芋，刚刚拨出，旋即引起一片纷争。 各省将领得知消息后，纷纷致电总统袁，要求先发放本省款项。一时间，北京城官场上下吵嚷不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