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？
简单说，“中国美学的精髓在于‘以形写神’”；详细地说，中国美学在审美意象层面追求“神”“形”兼备，在审美意境层面对“神”“形”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发。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“形”“神”关系讨论的文献很多，最早见于屈原的《离骚》。汉代大儒杨雄在谈到诗歌创作的时候，要求诗人的情思像箭一样直冲云霄；又谈到赋的创作时，认为要“经之以五音，弦之以宫商，分之以四时，平之以阴阳，昭之以明月，度之以玄晖，神而明之，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”——这一连串形象化的比喻里，既有音乐对感情的调节作用（“五音”“宫商”“阴阳”），又有日月星辰等自然万象对人感官的刺激和潜移默化的影响（“皓月”“玄晖”），最后达到了主客交融、物我一体的审美境界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“形”“神”的关系。南朝梁代文人萧统在《文选序》中提出作文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情动形言”，唐代韩愈在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中说到作诗要“乘腾酒兴，以宣其情……精粗一也，吾何敢择？巨细靡遗，吾何敢弃？”可见古人对“形”“神”关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，而且对其中的辩证法也有了很好的把握。 如果说前人对“形”“神”关系已经有了很好的阐述，那么宋代以来，一些重要的文论著作却在反复申说这个问题——这是因为时代变了，社会需求发生了变化，作家需要新的东西去激发灵感。
明清时期的文学评论家们注意到，随着社会发展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，但人的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。他们提倡古人所说的“化境”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创新——在“形”“神”关系中，他们更倾向于神而不顾形。 事实上，无论古人怎么谈论“形”“神”关系，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寻找写作的灵感，以便更好地进行创作。我们如果深究一下古人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谈到这个问题，恐怕还是在考场之上。因此可以说，“形”“神”关系其实就是古代文人自我修炼的一种表达，是他们在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之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