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二年半圆有几种？
民国三十二年半圆有两种，一种没有齿边，一种有齿边。有齿边的是日本占领军为了统治需要而强制制造的，无齿边的是中国制造的。
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，发动了严重的卢沟桥事变，战争从此开始。日寇在中国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后，为了持久地占领中国的土地，强征民夫，挖掘战壕，修筑伪政权机构，推行奴化教育，摧残我国文化，毁灭历史古迹，强抢民男女工，无情地统治着中国人民。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。日寇在中国除了建立伪政权以外，还建立了许多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机关，如燕京大学、中日医院、伪辅仁大学、伪清华大学、伪北京大学、伪中央大学等院校以及西田书店、伪中华书局、伪新民会书局、伪满洲国事务所、日本在华通讯社等文化宣传机关。这些伪文化活动机关，都是日伪合办的，打着中日联办的旗帜，在文化上宣传日本，愚弄我国人民，压抑我国民族情感，为日寇侵略扩张服务。这些机构到处都有，不胜枚举。本文仅以"华北拓植会"为例，说明日伪在文化上侵略中国。
"拓植"一词，日文意为"开拓、种植"。1933年6月下旬，日本关东军为了扩张在华北的势力，出
任华北占领区内各种伪政府，以加强其军事占领。在占领区内，建立各种特殊机关，名为"拓植"，实际上是作为占领统治的耳目。这些特殊封建性机关，多为秘密而奸狡的活动，即所谓:"日进一步，秘密一着。"以占领时期华北为例，所谓"拓植会"，即"华北大日本社"，于1934年3月1日正式成立，1935年10月实行改组，1936年6月命名为"华北拓植会"。其工作任务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项：
第一、收集各项情报。
其主要目的是，一方面为了监视所属各部活动情况，另一方面，作为日寇侵略政策的"耳目"，经常收集关于政治、经济、财政、货币、粮价、交通、工矿、贸易、人口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，并随时报告日本关东军侵略者。为了完成这一任务，不惜使用各种卑鄙手段，例如通过各种渠道，拉拢收买中国官员、学者或实业家，甚至出高价收买土匪恶霸充当眼线，监视、捕抓抗日期间的爱国志士等。为此，"华北拓植会"获取了多少中国爱国志士的珍贵生命，毁灭了多少中国爱国有为青年的前程，至今仍不得而知。该会会员高凌霨于1935年7月28日在天津《新天津晚报》上，曾谈过"华北拓植会"收集情报的情况："最近北平市成立了一个华北拓植会，据我观察，此会是日人利用我国人去作中日邦交的实际工作。所谓实际工作，即从调查各方面实际情况，加以详密分析，供日方订定交涉政策之用。……此会的工作不外如上两种，而详密调查之对象，却包含社会各阶层人士，乃至一般庶民。……惟详细调查，对于一般庶民固不可免，要于其生活状态，衣食住用行五事，有密切关系者，则为适宜。"
第二、赞助"和平运动"。
所谓"和平运动"，即所谓"和平解决"张学良领导的武装抗日，即"不战而屈人之兵"。日寇为此制造了大量的谎言，并派人四处活动，大肆宣扬。"华北拓植会"也采取种种办法，利用各种机会，在天津《大公报》等城市报纸上，频繁发表所谓"政论"，为日本侵略者大唱"和平"颂歌，并竭力为日本侵略者吹嘘："战事发生，中国方面在政治上未先犯意，而是日本出于防御的目的进行反击。"他们甚至歪曲中国的抗战意志，诬蔑中国"并非坚决主战"，"主和舆论日具实力，和平运动，实有开展之可能"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刀枪，仍鼓吹"和议之必要"，"和议之可能"，"宁失和平，不放失机会"。企图使中国"和平"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。在日寇侵略中国过程中，所有所谓的"和平运动"，"和平会议"，"和会"等，都是用以蒙蔽世界舆论，实为日本侵略者谋得暂时的停战和缓和局面，以便积极准备继续武装侵略的阴谋。所有这些"和平活动"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。日本侵略者绝不会放下屠刀，宽恕罪业。从"和战"两方考虑，最可行的办法，只有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，才能和平共处。为此，我们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，正全力以赴，打倒日本侵略者，实现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。
第三、主张"满洲国"为中国之"固有国价"。
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后，于1932年3月在京建立伪"满洲国"，并以"独立"与"共和国"之名，强行推毁中国的边疆，侵入中国的领土；以"国民"代"人民"，凡中国人皆为"满洲人"，人民无权反抗，如抵抗者即以汉奸治罪，于是造成"国民平均地权"、"国家社会主义"等"建国"理论。伪"满洲国"成立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之后，并不意味中国从此解体，而是日寇为了统治中国而采取的第一步“建国计划”。在这个阶段，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中国，还采用诱降与分裂手段。如"东北自强运动"、"和平统一联盟"、"中日民友社"、"满蒙独立运动"等。"华北拓植会"即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汉奸组织，其会员大部为"亲日派"或日寇"建立满蒙独立国"的煽动者。
第四、主张"中日合邦"。
"中日合邦"是由日本侵略者提出，由日本人吉田宽一起草，于1935年10月6日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与伪"华北国自治政府"总长王荫泰在天津私定。主要内容约五大要点：一、采取国民互涉方案，以建立中日国联盟。因日本独占中国在学术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国防、教育各方面进行合作。双方同意互相支援，用和平手段完成此一任务。二、中日双方为完成此一任务，应协力推进"建设华北自治国家的"事业。三、日本对解决"建国问题"应给予充分援助。四、"建设华北自治国家"事业完成后，该政府对日本人应给予优惠待遇。五、"建设华北自治国家"事业进行过程中，日本在军、政、经、学各方面以"建设干部"名为合作，实为占领之手段，对中国施以密切的监控。
该会成立后，具体步骤是先扶植组建"防共委员会"，作为中日联合的经济防共机构，"华北大日本社"为其基础。该会执行这些任务以后，即以"中日合邦"实现。在"防共委员会"成立的同时，还同时成立"中日文化经济协会"及"天津中日文化书社"，作为建立"中日文化经济关系"之手段。该社职员，有许多为"华北拓植会"之会员。
"华北拓植会"为日本侵略者实施其扩张主义政策，建立了许多"日华经济基金会"、"中日文化基金会"、"日本青年学习基金会"等秘密组织。这些组织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，设有"华北日华经济合作基金会"、"日华农工会议"、"日华农工商协会"等。采取以经济手段进行侵略的阴谋，实际上是为日本侵华准备经济基础。这些所谓"经济合作"、"文化合作"等"基金会"、"协会"都是日本侵略中国而在中国建立的侵略组织。"华北拓植会"虽在表面上装出与中国"文化经济"合作的样子，实际上则为日本侵华准备"文化"基础，这种"文化"侵略比物质侵略更为残酷，因为它摧毁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