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法有没有行书？
书法，通常是指按照文字本来的形态进行书写的艺术形式；而通常意义上的“艺术”则强调作者自身情感的流露和传达（当然这个定义在当代已经显得有些模糊）——因此我们通常称符合这两点的书体为“法书”，而不称其为“书法”。 东汉《汉碑十种》之《张迁碑》（隶书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，只有象篆、隶这样的书体才是真正的书法，而行、草等书体只是“草书”或“行草书”而已[1]。
隋唐以后，书法逐渐被当成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来加以研究，“书法”一词开始被用来专指“艺术书法”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原本作为实用书体的篆隶也被视为“艺术书法”的一种，而非“法书”。如清代书法家汪士铎所言： “余尝言，学书须从秦篆赵隶入门，以汉魏六朝各碑帖为梯航之舟楫，乃有成就之日……若从唐欧虞褚颜柳始，即下至于钟王颜赵苏米董陆，皆画虎派也！” [2]
西周《毛公鼎》（金文）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唐代的书论往往将篆隶排除在“法书”的范畴之外，而将“法书”的定义严格限制在楷行草三类书体中。比如唐代李嗣真在评价王羲之的字时就说“惟不宗法兴、晋二篆、及钟、索、卫、石之体，故能特出群伦” [3]——这里所说的“钟、索、卫、石之体”显然就是指篆隶一类的书体了。可见在唐人的观念里，篆隶虽可作为“法书”学习，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书体”。
到了宋代，由于苏轼等人的影响，人们又逐渐用“笔法”取代“书体”的概念[4]，于是原先并不具备美学价值的篆隶也开始有了“书体”的地位。如南宋书法理论家姜夔就曾说过： “大抵书要善书之人而后能论之。论者必识书，然后能评其善恶，辨其得失。今人不知书，而妄论古今人书，是犹之以口言而断案也。至若笔法，则非精于篆隶书者不能言也……” [5] 从这段话可知，在当时的观念中，只要精通篆隶书，就可以成为“善书之人”，那么也就自然可以成为“书论者”。